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
工艺美术往往受到它的实用性和制作条件、所使用的材料的制约，认识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首先要抓住这一实质。
社会的各种美的形态和意念的青春。勿容置疑，适用与审美相结合，是工艺美术本质的、首要的特征。工艺美术品的审美性还同时受到工艺种类特性的制约。各类工艺品的审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看这类工艺品的特征是否得到完美的发挥。例如，雕刻是刀锉的艺术，必须根据不同的材料，采取不同的运刀方式，选用合适的工具，运用多样的刻镂技巧来完成雕刻制作。中国明代的“核舟”就充分发挥了这类工艺的特点。明末魏学洢曾有详实记载，在一枚长而窄的桃核上，当时的艺人王叔远，刻上了五个人、八扇窗，还刻出了一张船篷、一支船桨、一个火炉、一把壶、一卷书、一副念珠。更为奇特的是上面还刻有对联，题名篆文共34个字。人物神态各异，刀痕细如蚊足，雕刻工艺如此精湛的发挥为古今作品中所罕见。又如当今刺绣奇葩“双面绣”，就是充分发挥刺绣各种针法、技法的“绝活”，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当我们在鉴赏工艺美术作品时，必须看其自身工艺特征在制作过程中受材料、工具、制作水平的限制的发挥程度，发挥程度越高，其工艺美学价值就越大。工艺美的效果不在于所用材料的贵贱。一粒金刚石、一块纯金、一支象牙就其经济价值而言实属很高，但在工艺美学的范畴中如果它们没有被用来进行工艺创作，那么，它们的美学价值也就同一粒核桃、一块胶泥、一支竹子那样等于零。因此，工艺美术鉴赏不能也不允许就工艺材料的贵贱来区分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要视其材料是否合理、充分地利用、改造的水平来鉴别优劣。如：石料的颜色不纯，是原材料的严重缺点，有时可以使一件即将完成的雕刻工艺品毁于一旦。然而，我国玉雕艺人处理原材料斑痕的优良传统就是所谓的“巧做”。换句话说就是审时度势、因材施技。现代雕刻家王鲁桓的印纽雕刻作品，正可说明这一问题：艺术家把印石上的墨绿色斑痕，雕刻成栩栩如生的甲虫，化弊为利。对这一处理，美学家王朝闻评价说：“如果不是像他这样由墨绿色的斑痕引起‘剥出’一只甲虫的灵感，而把刻好的甲虫胶合在不同颜色的石材上，不论他的刻制技术多么高明，也难以引起观察者的惊叹。作者依靠自己那种被动中求主动，变缺点为优点的才能和智慧，服从同时又突破了原材料的局限性，表现了艺术家的才能。”又如嵊县工艺竹编厂制作的“麻姑献寿”，其材料运用也有独到之处。工艺师用绣花针把一片比纸还薄的2.8公分宽的篾片刻画成150根细丝，再用银针挑穿引编，制成了仙姑细腻的肌肤、头发以及随风飘扬的衣裙、飘带，使仙女造型优美动人，给人一种婀娜飘逸的美感。因此，对原材料运用改造的合理与充分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审美效果。工艺制品的协调感体现于色彩和谐、大小适度、布局合理，以及与环境搭配的恰当等方面，这是工艺美的高级境界，即通常强调的一个“宜”字。如金属工艺品《麒麟送子》，这个作品取材于麒麟送子的民间传说。作者刘禾在一整块铜片上，经过三十多次錾烧才成型制成铜盘。铜盘底上飘浮着的祥云烘托着一个挂着长命锁的儿童，他头戴盔缨，骑坐在麒麟上，犹如在白云上行走，圆墩墩的脸蛋虎虎有生气，那右手托着如意，左手扶住麒麟角的姿态矫健而有神采。盘边镶着银蓝色的蝙蝠花边，寓意着幸福、安宁。这幅作品不仅整体造型优美端庄，色调古朴自然，而且有很普遍的鉴赏价值，能激起人们热爱生命的联想，蕴含着人类为繁衍、生存而奋斗的哲理，充分显示了工艺品整体协调美的力量。当工艺品与其存放的环境也达到协调一致时，工艺品的协调美又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如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的湘绣大插屏的布置，就极富湖南的乡土情调。特别是双面绣上那双双戏水的鸭子和朵朵出水的芙蓉，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水乡，引出许多美的联想，情趣盎然，一派生机，收到了很好的审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