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及书法、篆刻 中国画亦称国画，包括水墨画、彩墨画、白描画、工笔重彩画、没骨画等。中国画最初是在20年代流行起来的称谓，泛指区别于洋画（亦称西画、泰西画）的传统中国绘画。80年来，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几次成为美术论争的焦点，并在实际上形成了多种倾向与流派。50年代前的中国画画家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及江浙、广州等地区，50年代后慢慢扩展到全国各地。画家群在近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的聚落，使得中国画渐渐远离宫廷美术的八股气和文人画的清高超逸，较多浸润了世俗性、商品性和现代都市意识。中国画的传统观念、形式技巧、材料工具怎样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要,要不要以及怎样吸收借鉴西方绘画,是中国画论争与创作歧异的中心。画家们的选择和探索多种多样，大致可概括为4类:古典传统式、古典革新式、中体西用式、中西合体式。所谓古典传统式，是画家坚持传统的种种法则，以“古意”为宗旨，把继承某种传统规范视为最高原则。中国绘画悠久而丰富，有一部分画家有志于保留活传统，也无疑是一份贡献。以北京的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湖社画家，上海的顾麟士、吴待秋、冯超然等,广东中国画研究会诸画家,以及溥儒、黄君璧等大体都属于这一倾向。所谓古典革新式，指沿续明清近代以来在古典绘画的范畴内革新创造，反对摹古泥古，力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艺术个性，但不借鉴西画。这一倾向成就了几位大画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70岁前的张大千等，吴湖帆、于非□、陈子庄等,亦属于这一类型,傅抱石、陈之佛虽都留学日本，对日本画有所借鉴，也比较熟悉西画，但他们的作品仍是传统风貌，介于古典革新式与中体西用式之间。所谓中体西用式,是指主张中西融和、调和,兼两体之美但以传统中国画的材料工具和基本法则为主体，或吸取西画的造型方法，或借鉴它的色彩处理，或兼容它的某些观念规范等。此一倾向的代表性画家包括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及刘海粟、张书□、徐悲鸿、蒋兆和、刘奎龄、朱屺瞻、李可染、黄胄、石鲁、李斛、刘文西、方增先、周思聪、丁衍庸等。他们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上虽一致，在具体的体用关系、对体与用的基本理解与把握方面，却有诸多区别，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徐悲鸿及其学派。所谓中西合体式，是不固守传统框架，力图熔中西为一炉，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绘画品种。在此种体系中，笔墨已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造型基础与审美原则，西方的造型观念、形式法则和色彩方法被自由引入,但仍使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追求诗意、境界诸种传统的内涵和表现性。这种体式具有更强的现代感，更重视形式的独创性，但距离传统的模式也更远些。
代表性画家是林风眠、吴冠中、黄永玉等。在上述4种体式中，古典革新式与中体西用式影响最大,拥有的作者与观众最多。这表明,革新创造和继承传统,吸取外来营养与保持民族特色，对发展中国画都是不可缺少的。从20年代后期始，不断有一些中国画家力图从题材内容上冲破传统绘画的局限，走出文人士大夫的小圈子,走向十字街头、农村和前线,描绘下层劳动者和民族抗战将士，其中突出的有赵望云、黄少强、方人定、蒋兆和。50年代后，许多画家深入工农兵,旅行写生,创造了一大批描绘现实的新人物画。一些山水花鸟画家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使自己的艺术有所升华，代表性画家有李可染、贺天健、于非□、钱松□等。
1978年后，油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创作由单一转为多样，从空想和粉饰转向真实描绘和真诚表现。伤痕美术、乡土写实美术、各类新形式的探索、新潮美术，几乎都是率先出现在油画领域。代表性画家有陈丹青、罗中立、程丛林等。中青年油画家在开拓描绘对象的同时，又广为借鉴西方现代绘画。对油画的新风格、新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现代观念、时代感与艺术个性逐渐成为画家们所追逐的对象，许多青年画家赴美国、法国等国留学深造，中国现代油画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外，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国现代建筑的规模与数量都有很大发展。50年代学习苏联，强调民族形式，一度出现了普遍采用大屋顶而忽视新功能与清新风格的复古主义倾向。在批评了复古倾向后，提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口号。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就是这一口号之下的新探索，但基本未脱出近代折衷式或古典式范畴。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广州为外贸活动设计的一些宾馆、剧场等,突破了融汇中西古典形式的折衷式造型特征,以现代建筑为主而吸取传统的某些特色，创造了清新明朗的广州风格。至80年代，在开放与改革的气氛中，大量引进外国新技术新设备,建筑学术思想活跃,新建筑也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出现了以崭新的现代材料探索种种新风格的热潮。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长城饭店、香山饭店、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等，都呈现着不同的形体与格调。建筑文化、建筑的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作为环境艺术整体的建筑规划与设计等，都作为学术问题在建筑界讨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