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格里菲斯的影片特点是以电影的形式创造史诗般规模的人类社会活动，而在卓别林的影片中是突出了以电影的形式来创造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被卓别林所扮演的人物形象，比较卓别林本人更深刻、更真实、更具有社会价值。卓别林在表现这个失业的流浪汉注定的悲剧性命运和“在混乱中谋求安全”生存的过程中，极其善于把握和处理喜剧和悲剧的辩证关系。无论是《马戏团》中失恋的夏尔洛，还是《城市之光》中赢得了复明姑娘的感恩之情的夏尔洛；无论是《寻子遇仙记》中不畏艰辛寻求幸福的夏尔洛，还是《摩登时代》中作为机器的奴隶精神失常的夏尔洛，人物都是包含着心酸、喜悦和忧郁、快慰。卓别林从夏尔洛的笑容中所感染给观众的酸楚，是比泪水更沉痛得多的微笑，而他从夏尔洛的忧郁中所传达给观众的深思，又是比生存本身更艰辛得多的悲哀。卓别林并不消极，他以夏尔洛的机智和幽默、以人物乐观和倔强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弱小的身躯与强大的恶势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使观众在观赏他的作品时，在获得喜剧愉悦的同时获得一种正义感。卓别林以富有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作为影片创作的基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杰出的电影喜剧观念，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银幕形象。
二、影片的结构观念
在格里菲斯的影片中尽管他在叙事结构上企图冲破画框的束缚，运用不同情节运动的对比方式来扩大视觉的表现力，但是他的叙事形式仍旧是继承了狄更斯和19世纪小说的传统，把情节作为最重要的元素来加以表现。而在卓别林的影片中，特别是他那许多成功的长片创作中，情节只是作为一个编造的框架，影片动作的结构基础是那些寓意隽永，甚至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个插曲。比如：
《淘金记》在表现一个淘金狂的故事和一个爱情故事中，一个是在饥饿中拿刀叉吃着破皮鞋，一个是在梦境中用叉子叉着面包跳舞。
在《大独裁者》中又是一个小理发师的形象和一个××党领袖兴格尔的形象，一个是按照匈牙利舞曲的节奏磨着剃须刀，一个是声嘶力竭地演讲着任何民族也听不懂的语言。在这样一些影片的处理上，卓别林往往将两个不同的主题、两个不相关的事件交织在一起进行表现，这里显然违背了情节；人物的统一性的原则。然而这却是卓别林不依赖于文学、戏剧的传统方式，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电影的结构观念的表现。卓别林强调画面内部的表演、节奏、情调和气氛的视觉因素所形成的概念，所达成的视觉结构的统一。因此，在卓别林的影片中时常出现主题上的变奏和情节上的松散、淡化的表现。对于卓别林的视觉结构观念的表现，对于电影独特叙事形式的探索与贡献，霍华德?劳逊曾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些影片的魔力在于，它们的结构赋予它们最高级艺术所特有的统一性。这种结构是简单的，但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三、影片的空间观念
由于卓别林的结构观念是以动作的视觉结构的方式来掩盖情节结构的存在，因此，他与格里菲斯在电影空间观念的表现上也形成了根本的区别。格里菲斯是以分解时空的方式，运用镜头与镜头连贯性的组接去形成一个具体的动作或构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卓别林却是强调着单镜头的空间表现力，强调画面内部的场面调度的作用。卓别林善于使用全景镜头，这是他的镜头特点之一，卓别林曾说：“全景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因为我演戏的时候，我的腿、我的脚、我的脸、一切都在表演。因为我的演技与一般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再用不同于一般的摄影角度来拍摄。”卓别林的镜头特点之二，是借助全景镜头交代不同的与人物动作相适应的空间环境，无论环境之间相距多么遥远，观众都可以从镜头的空间环境中，从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中获得视觉效果。比如：在《淘金记》中我们曾看到，夏尔洛与乔治亚在舞厅跳舞错把拴着狗的绳子’系在了自己要掉的裤子上，我们还曾看到夏尔洛和大个子吉姆在悬崖边的小木屋中的那段有趣的挣扎，等等。镜头特点之三，是以长镜头的形式表现动作本身喜剧冲突的视觉效果和连贯性。那个在《当铺》中最为驰名的拆闹钟的镜头是最好的例子：一位可怜的主顾要以一只闹钟作为抵押，夏尔洛接过闹钟翻来覆去地看，用耳朵听又用听诊器去听，然后他把闹钟当作糖果盒一样打开，取出发条，卸下齿轮……。在卓别林营造的修闹钟的幻觉中，实际上把闹钟完全拆散了。镜头特点之四，画面内部的多信息的表现，在《城市之光》影片开始的段落中，夏尔洛来到了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被橱窗里面的假人型**模特所吸引，这时镜头切进了商店里边，透过：玻璃橱窗我们看到夏尔洛正在装作画家模样忽而前忽而后的端详着那个**模特，这本身就具备了喜剧冲突；而此时他的身后阴沟盖也在忽而上忽而下的移动着，与他的动作又形成了一种喜剧冲突；景深处街道上来往的车辆和街对面行走的人群等等，则是作为喜剧冲突的空间环境的表现。卓别林在喜剧片的空间形式的探索中，形成了喜剧叙事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物、环境和动作所造成的喜剧冲突往往在一个镜头画面中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