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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德国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美学追求

  德国电影曾一度辉煌的时期——从1918年到有声电影的诞生。德国电影有着强大财力支持的乌发电影公司,有着最佳设备的电影制片厂,有着众多的才思敏捷的电影制作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独特的视觉形式,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世界电影史值得重视的美学范畴。从1919年,思斯特?刘别谦的《杜巴莱夫人》一片打开了德国电影通向国际电影市场的大门之后(1923年,刘别谦成为好莱坞第一个雇用的德国导演),到20年代中期,德国电影便赢得了世界一流电影的荣誉。德国先锋派电影艺术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现实面前,在创作思想、路线、风格与形式上都明显地有别于法国先锋派电影的美学探索,他们更加密切地关注着德国的社会现实。虽然,在20年代初曾有一批抽象主义的电影制作者,如:维金?艾格林、汉斯?里希特、华尔特?罗特曼等,拍摄出了一批被人们称之为“学究气”十足的电影作品。但是,无论是具有超现实倾向的表现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中的——室内剧、街头电影,他们在创作上的总倾向、总趋势仍旧是非常注重作品的社会性和严肃性,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

  一、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精神世界

  以影片《卡里加里博士》为标志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诞生,从1919年一1924年大致经历了5年的时间。这一电影美学流派同上述法国先锋派电影中的各种美学流派一样,受到先锋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德国表现主义开始于1910年的慕尼黑,它首先在绘画中,而后在文学、戏剧、音乐及建筑艺术中相继出现,形成了一场文艺运动。表现主义受后印象主义的影响,反对印象主义中残存的中心透视的传统空间法则,他们尤其受到高更“野人画派”的影响,强调作品的直觉感受和主观创造,不求复制现实、对理性不感兴趣,他们崇尚原始艺术的非实在的、装饰性的美,并以浓重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创造出一种极端的纯精神世界,致使超现实倾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表现主义的美学追求,在德国战败后的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柏林的街道、商店、剧场和咖啡馆中,招贴画、广告画和装磺设计都被蒙上了一层表现主义的色彩。德国艺术家仍对于社会现实愤然不满,并采用表现主义变形、夸张和奇特的艺术语言,作为他们内心恐惧、焦虑的外部精神的流露。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下面,表现主义的电影诞生了。

  表现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罗伯特?维内的《卡里加里博士》(1919年),以剧中人物弗朗西斯的叙述,揭示了卡里加里博士的邪恶和他对社会所施加的暴力和恐怖,创造出那个纯属于精神病患者的幻想世界。保罗?威格纳的《泥人哥连》(1920年),描写了一个由社会政治所造就的专制暴君的残酷性,并借此转喻为威玛共和国初期德国的命运。弗立茨.朗格的《三生记》(1921年,又译《疲倦的死》),在命运之神囚禁着千万条生命的高垒坚壁的城堡中,一次爱情与死亡的冲突,终于征服了命运之神。

  弗莱德立希?茂瑙的《吸血鬼诺斯费拉枚》(1922年),是关于布拉姆?思托克的吸血鬼的故事,而影片中成群结队的老鼠,则预示着那令人可怖的鼠疫。保罗?莱尼的《蜡像陈列馆》(1924年),蜡像馆中3个蜡人起死复生,各自讲述了他们以残酷的刑罚残暴地统治人类的故事。在这些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品中,题材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主义电影艺术家们往往从那个被扭曲的、阴暗的世界中去寻找素材,在那似乎与现实隔绝的、封闭的世界中,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残暴、恐怖、狂乱的精神状态。然而,这恰恰映现了战败后的德意志民族的社会心理状态。而以象征表现内心现实,以主观化反证社会现实,正是表现主义电影以美学化、风格化的形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的实际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影片《卡里加里博士》曾被当时的人们以“卡里加里主义”作为表现主义的代名词,将二者等同起来。这便突出了这部影片作为代表作品的重要地位。编剧是卡尔。梅育和汉斯?雅诺维奇为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反常规的叙事方式,影片一开始由弗朗西斯向另一个人讲述他所经历和参与过的一段事。接下去,影片便进入了事件本身:几起谋杀引起了弗朗西斯对游戏场上施催眠术的性情怪僻的卡里加里的怀疑,但警方以查无根据否认了弗朗西斯的猜测。

  又一起杀人未遂,弗朗西斯跟踪卡里加里来到了精神病院,结果发现他竟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一次趁卡里加里睡觉的机会,弗朗西斯和医生们翻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了他以催眠术控制和指使他的病人进行谋杀的真相(这里运用了幻想画面)。在被揭露为凶手的时候,卡里加里歇斯底里的如同一个精神病患者。影片又回到了开始,弗朗西斯以战胜了对手结束了他的叙述。但影片并没有完,弗朗西斯再次来到精神病院,在他与卡里加里的冲突中,却向我们证实了弗朗西斯实际上是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而卡里加里则完全是一个善良的医生,在他分析弗朗西斯的病情时,确认他的病可以治愈,全片结束。影片的剧作结构非常富有特点,出现了多层面的叙事,特别是最后一笔(当然,在克拉考尔论《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一书中,认为这一笔是导演罗伯特?维内的绝妙处理。)使得本来就是戏中有戏的叙事形式又增添了一层暧昧性叙事,使影片结构更加复杂。最终关于谋杀的幻想主题也得以形成,从而使观众进入到一种对于真实的相对性的思维状态之中,人们不仅要问谁是真正的病人?谁究竟失去了理性7这种没有答案的处理,恰恰是作品的独具匠心之处,它是创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界限不清的状态的表现。而对于资产阶级权威人物的象征——卡里加里所进行的描写与揭’露,则实现了创作者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秩序等所进行的曲折钩批判。《卡里加里博士》在叙事上富有创造性的主观表现,被克拉考尔评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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